满目漆漆——二号沉船的乌木

　　作者：邓启江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讨中心研讨馆员、该项目副领队；赵宋园，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讨中心助理馆员、该项目组成员）

　　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（以下简称“二号沉船”）以摆放严密、堆放规整的原木为首要堆积。海床外表尽管船体已不存，但原木的平面散布显着呈船形，一眼望去，满目乌黑。

　　原木外表皆呈黑色，经初加工，剥去树皮、枝杈，截成必定长度，短者约0.6米，长者近2.5米，直径9至28厘米不等，质地坚固，保存情况较好。收集的样品经我国林科院木材研讨所检测为柿属乌木（Diospyros ebenum），首要散布于斯里兰卡、印度南部、安达曼群岛、尼科巴群岛等热带区域。

　　乌木亦称“瑿木”“文木”“乌樠木”“乌角”等，木质坚固，密度较大，色泽多呈黑色，不同于俗称“阴沉木”的杉木、柏木、楠木、栎木等久埋地下而未迂腐的木材。乌木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崔豹《古今注》，“瑿木出交州、林邑，色黑而有文，亦谓之文木”。隋唐时期，有从东南亚、南亚很多进口乌木等木材的记载。

　　明代前期朝贡交易盛行，《明会典》《明史》《西洋朝贡典录》等典籍中有占城（今越南中部）、暹罗（今泰国）、真腊（今柬埔寨）、爪哇（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）、满剌加（今马来西亚马六甲）等地向明朝廷进贡乌木的记载。

　　乌木在明代社会使用非常广泛，可大致上能够分为两类：一是制造成不同用具。乌木除作为床榻、橱柜、茶几、桌子等家具的质料外，还可做成印章、扇骨、镇尺、筷箸、枕木、乐器等包括日常日子多个范畴的小件器物。二是可做成药材服用。《本草纲目》载：“(乌木)解毒，又主霍乱吐利，取屑研末，温酒服。”二号沉船船体在海床外表根本无存，但所载乌木却罕见蛀痕。除硬度大、海洋生物难以蛀蚀外，还可能与乌木药性较强、生物厌食有关。

　　明代小巧巧致的榫卯结构、丰厚繁复的髹漆工艺极大提升了木制家具的制造水平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上层社会关于乌木等贵重木材的需求，产生了巨大的商场。一起，木制家具、装修的盛行也影响了海外私运交易的开展。因为国内产值难以满意商场需要，商人遂将目光转向东南亚、南亚等区域，将贵重木材转运回国以获利。

　　二号沉船遗址中，除首要货品原木外，还发现少数陶瓷器和夜光蝾螺。陶瓷器以酱釉陶罐为主，瓷器数量较少，其间“仙人乘槎”“喜上梅梢”“海螺”等纹样的青花碗，为明代弘治时期的典型器物和传统装修纹样。“仙人乘槎”喻指一往无前、一步登天；“喜上梅梢”标志好运、福分的到来；海螺纹则是释教吉利八宝图画之一，涵义平和安谧。

　　从二号沉船遗物的数量、品种和性质看，乌木显着为船载货品，陶瓷器则为船上日子用品。

　　明代中期朝贡交易逐步式微，尽管官方持续履行海禁方针，但实际上民间私家交易已日渐昌盛。广东、福建滨海各地商人多运营海外交易，不断往复于东南亚各地，而且多采纳转口交易的方式。马六甲其时便是交流印度洋和南海的首要中转港。因而，二号沉船很可能是一艘来自广东、福建滨海的民间私家商船，在马六甲卖掉了我国货品，收购了来自印度洋区域的乌木后，经南海回来我国。它在穿越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时失事淹没，其目的地应是广东或福建滨海某港口。

　　明清时期我国在国际交易中多为顺差，水下考古发现的沉船一般以装载我国陶瓷器的出口船舶为主，而自国外进口货品的回航船舶则就没有发现。毫无疑问，二号沉船的发现，为研讨明代中期社会经济形态和海洋交易性质、交易规模、船商布景、船员集体等供给了全新的资料和切入点。一起，二号沉船与满载外销瓷的一号沉船相距仅12海里，时代附近，一出一回，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交易的茂盛现象，为研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活动也供给了新的视角。